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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记者战钊
一种焦虑不安而又微微带点快意的情绪,正在千百个北京六龄家长中弥漫,临近“幼升小”录取信息公布的时间,家长论坛中不断传出类似“有消息了,太激动了”、“恭喜上岸”的帖子。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非京籍的孩子,出于种种无奈已经选择回老家就读,对他们而言,往年屡试不爽的“找关系”现在变得异常艰难。
曾几何时,北京“幼升小”的过程并不容易,甚至有点波云诡谲,除了“择校费”之外,还有很五花八门的“潜规则”——占坑班、共建生、推优生、条子生泛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盛极一时,“上学”成了很多家长的心病。
今年“幼升小”的气氛不同寻常,是什么原因让北京的家长们这么省心?又是什么原因让非京籍的家长那么“不省心”?
潜规则瓦解了?
在此之前,北京幼升小、小升初的“潜规则”长期存在,“择校费”不仅被政府所允许,而且还有前文提到的各种明码标价的择校清单。
记者在天涯论坛中看到一篇2010年的文章,一位家长控诉他在北京遇到的“入学潜规则”。按照当时的“行情”,外地孩子想在北京上学,至少要花15000元,其中4000元上缴教育局、6000元本校提留、2000元给校长本人,剩下3000元是介绍人的好处费——这个价格显然还是比较“大众”,像人大附中那样的名校,15000元可就搞不定了。
一条“2011年北京市部分重点小学‘幼升小’择校费”的微博广泛流传,其中,景山学校以25万元的价格居榜首,其次是北大附小18万、北实验二小17万、北师大附小16万……有网友吐槽称,“北京小学择校费够留学了”。
2012年,新华社在一篇稿件中引用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2012年北京市小升初概况》,称“北京人大附近的一所名校,小升初择校费50万元到80万元”。报道刊发后,引发人大附中的强烈抗议,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专门“约见”了采写稿件的新华社记者,并提出要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簿公堂。
了解内幕的人向媒体透露,学校之所以喊冤,是因为这些费用没有全部落到学校的口袋里,择校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中间人拿走了,学校的价码高,中间人的胃口更大。
从2010年到2012年,北京的择校费在飞涨。事实上,北京的“入学潜规则”还有很多,诸如优质学校对教师子女的隐性福利,“实验班”、招进民办分校后进本校就读、直接买通划片人,上层关系的“条子生”,以及开发商与学校“互惠互利”、隐秘的“共建生”盛宴等等。
北京的家长必须认真领会并灵活运用这些“潜规则”,才能搞定孩子上学这件事,记者曾参见过一个媒体聚会,一桌子资深记者在讨论“如何上XX学校”,其中提到,北京某中学有“几百个厅局级干部子女排队”。
不过,事情似乎正在出现转变。北京市教委今年首次启用了统一的“小升初”入学管理系统,全面取消了“共建生”,“择校生”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
同时,通过将示范高中招生计划的30%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校,用“强弱校深度联盟”“教育集团”等方式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均衡,有钱、有权就能上好学校的“潜规则”开始瓦解。
找关系不灵了?
光明网记者多方面获得的消息显示,今年北京“幼升小”执行的极其严格,很多人反映,找关系不灵了。据说,因为学区划片的问题,北京五中校长的儿子都没法上五中。
有家长表示,“今年是有史以来(幼升小)最公平的一年!希望明年贯彻到底,更加严格!”帖子得到一些家长的响应,另一位家长说,“不托关系不花钱,就近入学,值得庆贺,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这种认识的背后是相关部门高举的两面旗帜:一面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一面是严厉打击“择校黄牛”。
今年年初,教育部公布了一份名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19座城市在今年“要制定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
北京市4月18日正式发布了“京版”的《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强调,北京在今年的招生中将取消共建生,实行计划管理,并首次启用小学和初中入学两个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公开透明的入学通道。
今年6月份,北京市教委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2014年北京市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意见》,全面取消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并停止公办高中择校生收费行为。这意味着北京长期存在的大规模公开择校的历史宣告终结。
一位网友在微博中表示,“今年北京市教育改革虽说有褒有贬,但总体来说,北京市教委的执行过程还是够雷厉风行、迅速到位的”。
杨东平认为,取消“共建生”,取消的是国家部委、大型企事业单位的特权。这一直是北京市小升初改革最为敏感和艰难之处。
“今年北京取消共建涉及各个部门,反弹的声音比我预想中的要小得多”,杨东平表示,这可能与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反腐败”、“反特权”的大气候相关,“执政者表态要整治吏治。所以,现在一些既得利益部门不敢像过去那样公然猖狂地维护自己的特权。”
就在6月26日,原北京四中校长助理、教学处副主任安迎涉嫌受贿罪在西城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指控利用职务便利为学生办转学提供帮助,收受家长4万元购物卡。
北京海淀教委在回应“花30万能上海淀重点小学”的说法时表示,“校长也不敢卖名额,而且今年更不会。今年这么严,没有条子生,绝对不可能卖名额。从党的纪律,从学校的发展来说,校长个人收这钱就是找死。”
关于“找关系”,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值得关注,他们认为是外地人造成了北京本土教育资源的紧张,“外地户籍找关系的孩子太多,本应属于北京户籍孩子的学位,被拿择校费的外地人给占了。”
但这种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指责,批评者说,“你家以前不也是外地人吗?”
统计显示,今年北京的适龄儿童有95750位京籍儿童,58274名非京籍儿童。而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北京市共有160575名学生完成了学龄人口集中信息采集,较前两年学生数量明显增加。
对于具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来说,今年幼升小的区别就是“就近入学”,但是对于户籍不在北京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显得复杂得多。
外地生更难了?
按照北京教委的政策,异地入学需“五证齐全”,所谓五证,分别指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此次重申随迁子女五证不全不予入学,是北京市教委今年入学季以来第三次强调随迁子女入学要求五证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各区县均在“五证”之外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而以通州区为例,大部分非京籍家长在其他区工作缴纳社保,很多家长表示,通州是个“睡城”,大部分上班族都是租住在通州,工作在市里。
除了通州之外,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朝阳区要求家长双方都在本区缴纳社保,东城区要求父母双方都在东城务工并住在东城,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2013年之前。
对此,外界普遍认为,北京市微妙的提升了非京籍幼升小入学的门槛。
通州家长蔡先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幼儿园30多个非京籍的孩子,只有一两个成功办理了借读证,但目前也没能入学,学校说学位已满,“能找的关系都找了,没用。”
蔡先生在北京工作了十余年,目前是一家企业的高管,但是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上小学,他不得已回到老家。蔡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决定变卖北京的企业,准备移民海外。
北京的幼升小政策让很多外地家长感到措手不及,《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评论称,各区县层层加码,将“五证”变为“六证”“七证”或要求“五证”必须是某个区县的“地方粮票”,不仅造成新的不公平,也有损政府的信誉。
杨东平则认为,有关部门想分流的其实是那些所谓“搭便车”的群体,比如两个外地老太太带着七八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但是事实证明,许多被挡在门槛外的人,并不是“搭便车”的,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有关部门想要“疏导”的“低端劳力”,他们中间甚至包括一些毕业后留京工作多年、稳定缴纳社保、已在京置业的各界高端人才。
还有消息称,有的区为了招商引资,曾经答应给投资企业随迁子女解决上学问题,但现在也面临政策上的空白。
不过,在京籍家长看来,今年的政策“利大于弊”,“以前是跟外地人抢,今年妥妥的,几乎都是京籍片内的。”也有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家长在“深入”研究北京幼升小的政策,他们最想知道的问题是,“买学区房,现在动手还是等明年?”
这些算不算本次教育改革的瑕疵呢?